因为我也经历了那个艰难的时代——且我很难说，在走出那个时代时，自己毫发无损、平静而纯粹，保持了内在的完整、成熟、勇敢、不妥协，没有被异己的思想观念左右。

波兰诗人亚当·扎加耶夫斯基《另一种美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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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的秩序感在瓦解。

像被雨水冲刷过的沙堡，一点点坍塌下去。

电视的新闻里响起胜利的号角，铿锵的语调，温馨和谐的画面。

电视外，人间是一座沙堡，苦难的坑洞，肃穆萧条。

舞台上刺目的灯光只够照亮一个人。伟大和信念在退场。

无端想把全部的精力投放到一件小事上去，

种花，剥蒜，清理毛衣上的毛球，地板上的灰尘扫了一遍又一遍。

看平时没有时间看的剧，一定要看拍摄花絮。笑出声。

花絮里的演员会念错台词，会笑场。两个演员在探讨吻戏。

导演出现在镜头里，指导，打趣。然后若无其事，继续拍下去。

他们知道，无论怎样，都会有下一次。

无论怎样，经过剪辑的画面里，一切都是完好的。

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场电影啊，念错台词的人再没有机会改正。

满世界找不到一个可喊“卡”的导演。

剪辑过的版本反而更让人愤怒。

生活本身如同一场绵延无际的梦境。

苦苦等着醒来的人，因为实在太过疲惫，最后真的睡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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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超市买下个星期的口粮。

尽量挑选那些已经贴好价签的，这样就不必排长队等称重。

那天我走到称重处，忘记是要称两个苹果还是三个水晶梨。

把它们放在称上的时候，三两个人朝我的方向走过来。

我慌忙拽起已经称好放在一侧的苹果，

却不小心碰掉了负责称重的售货员事先放在一旁的一根胡萝卜。

“你能不能慢点啊。”她凶极了。像在骂人。

在那极为短暂的一刻，我突然为自己的慌乱感到羞赧。

走过来的只是人而已，不是吗？

在旁边那位等着称葡萄的年轻男士看来，我一定是一个无礼又错乱的糙人吧。

对啊，可是，你究竟在怕什么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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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次我真的发了脾气。这在平常极为少见。

距离社区最近的超市，大爷大妈和年轻的情侣人挤人挨在一起。

进门时测了体温，而我疑心那个体温枪不过是个摆设。

结账时排了好久的队。

前面有个快递员插了队，为买一包烟急不可耐。

自助结账，轮到我们。

一件件蔬菜和食品放到右手边的台子上，中途不能拿走装袋，否则机器会响。

物架堆满了，牡蛎的汤汁洒了出来，浸到了干净的牛奶盒。

结好账，正准备一件件装袋时，超市的售货员，一个鬓角发白的大爷，

吼道：“你们能不能快点？拿到车里推出去再弄不行？没见这么多人等着呢么？”

他的胳膊上戴着红色的袖标。

一种似乎只存在于历史，却时常在现实中重现的权力。小人物的权力，色厉内荏。

后面排队的人迅速投来一双双冷眼，仿佛是要吞掉我们一般。

我吼了回去。

不记得吼了什么，总之是吼了回去。

若是在平时，我从不这样吼别人，从不，吼任何人。

在超市里耽误时间，等于暴露在病毒的风险中，约等于离死亡更近一步。

那里，任何人都是任何人的敌人，抢夺时间的敌人，冷眼相待的敌人。

在一场不明结果的战役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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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方的朋友为我订了一块蛋糕。

说是为了支撑开蛋糕店的朋友，好帮她在近期艰难的创业中存活下来。

我说，我给你朋友打个赏吧，毕竟我最爱蛋糕。

她说，就因为你在北京，蛋糕店也开在北京，两全其美。

于是我凭空多了一个星期的早餐。

下楼去取蛋糕，程序极为复杂。

口罩，手套，毛线帽，全副武装。

绕开楼下被封死的大门，走到西门。

向一群穿制服的人亮出自己的出入证，到居委会办的，必须人手一张。

绕过快递公司在门外支起的摊子，和聚在一起找快递的居民。

大门口的喇叭循环播放着：

“回家勤洗手，开窗多通风。不传谣，不信谣。

抗击疫情靠大家，安全幸福你我他。”

步行到路口，空旷无人的路口。

送蛋糕的小伙子麻利地从驾驶座下来，打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，像迎娶新娘一样，双手捧出粉红色的蛋糕盒子。

我伸手刚要接。他另一只手从上衣兜里飞速掏出一瓶小小的喷雾。

他以近乎气急败坏的决绝方式，朝着我俩悬在半空的手狂喷。

然后郑重地将蛋糕递到我手里，隔着口罩说：祝您生活愉快。

酒精的喷雾散在空气中，瞬间不见，犹如无色无味的信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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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在居民楼的电梯里放了纸抽。电梯外的按钮边也有。

附上一张手写的卡片：

“请您抽一张纸按楼层键，纸不要扔，可用来垫着开门禁的按钮或楼层门后再扔。”

字体和语气都像个老人家，一种过度关心的道义感。

过不久，整包纸抽被拿走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单元门的门禁坏了。看那锁的样子，像是被什么人硬生生拽开了。

不，大概是被人用脚踹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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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到商场的大门口，我前面的人停了下来。

一个中年男人，油滋滋的短发在风中乱作一团。

他侧身装作看手机，似在用余光瞟向我。

我知道，他在等我替他拉开那扇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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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家书店在求救。

这关头，求救的人怕是数不胜数。

有的声音听见了，有的听不见。有的现在听见了，有的将永远听不见。

常常觉得，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，这个年代可留存的实在太有限了。

日日生活在无历史的城市之中，不谈政治是一种奢侈，谈政治却又会跌入另一种身份的危险。

推崇纪实的平台拒绝个人感受，只想要赤裸裸的“真人真事”，哪怕是为了创造戏剧性而编造生活的谎言。

小说期刊又拒绝写实，讲述太过平凡的人生等同于无创意和人云亦云。

读者们的神经被种种刺激物即刻填充——歌曲高音、搞笑综艺、造星节目、鲜艳却无深意的电影画面……

书籍对个人和社会都不再是必需品，人们宁愿花上千元买衣服、化妆品、游戏，却对几十块钱的书哭穷喊贵。

出版业渐渐走向夕阳末路，编辑们转向视频、直播、营销活动。

作者和翻译拿着低廉的稿费混沌度日。

写作者的行当变得愈发可疑。

书店正在死亡。

这个时代的所谓文化又何尝不是在挣扎求生呢？

不信你听，一家书店在求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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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做无畏的争斗，但也绝不轻言宽恕。

不与低俗之恶苟合，但对作恶者从不惜狠话。

不介入蜚短流长，但万不肯残喘于夹缝。

不无故哀叹命运，但悲剧降临之时需保有悲伤的力气。

说出口的话不必非要被听见，但务必要真真正正说出口。

这大概就是一个人最后的骨气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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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隔几天，就会接到陌生人的电话。有时是一天接上几个。

居委会，租房中介，保险，英语辅导，心理咨询。

打电话的人听起来像人，多半是机器。

只需不停换着句式发问，就能轻易识别。语言学的小游戏。

唯独核查信息的人是真人。语调急迫。

几家药店里的发热药和咳嗽药通通被撤走了。

以防有人发了烧四处走动。若不严重就挺过去，医院。

去医院就意味着能被发现。

人成了需要“被发现”的物种，类似于冰川世纪的猛犸象。

要报告行踪。

要戴口罩，哪怕口罩并不能轻易买到。

要坚持体温正常。

不在公众场合咳嗽变成一种社交礼仪。

患了慢性咽炎的人是罪人。在家打麻将的人被掀翻了麻将桌。

在那座城市，存在一个凌晨三点钟的集市。

穿梭其中的人宁肯不睡觉，也要买上一兜菜。

一个女人，宁肯徒手爬下十层楼，也要去买一小袋猪肉。

在外人看，不过是天大的笑话。

而在那些人，却是生活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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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书出版了。关闭了评分。

那长长的目录里，只有两种句态：祈使句和将来时。

这是独属于这个国度的语言特色。

人人都在等候传达，传达，以最直白的语句。

报告，口号，标语，文件。

用理想编织起一件美衣。

而衣服遮住的身体，无人关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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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们保持沉默。

说话的学者从网络上消失。

直播被掐断，哪怕是一节生理卫生课。

记者像一群手无寸铁的反抗者。

第一个说真话的人成了神。

人们调动毕生的经验和智慧，用于猜测。

“平安健康即是福”的信念隔代传播。

有时候，活着只是活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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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友私信发来求助。

要么是病毒，要么是肺病的老父，要么是精神疾病。

他们大多来自三四线小城，倾其心血也抵不过一次危机。

而我是多么渺小，除了捐一点，再捐一点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

劝慰是轻飘的，更像是隔岸观火。

一颗石子是脆弱的，精卫只能以身体往复，高低徘徊。

捐钱的人，已经够多了吧？

善良的人，已经够多了吧？

可是，为什么总填不满人间疾苦呢？

张畅（豆瓣

90后写作者，节目策划人。

做过编辑、记者。

腾讯·谷雨、澎湃·湃客特约撰稿

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

业余时间写作、采访、翻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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